《概说石家河文化玉器》——朱俊英

作者：朱俊英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湖北省收藏家协会特聘专家

概说石家河文化玉器

石家河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支高度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该文化上承屈家岭文化，下接夏代遗存早期阶段，是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环节。其辉煌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城址和稻作农业上，更闪耀于其精美绝伦的玉器之中。石家河文化玉器，以其独特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宗教内涵，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是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关键物质遗存。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石家河文化玉器的考古发现与空间分布，详细分析其器类、器形与年代，制作工艺特征，并探讨它与同时代重要玉文化（如龙山、良渚、凌家滩、陶寺、石卯、红山等文化）的互动关系，从而全面阐释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

一、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现与分布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群命名，其分布范围主要位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地区，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该文化的玉器发现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真正引起学术界震惊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及21世纪以来的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这些发现揭示了一个分布集中、特色鲜明的玉器文化圈。

1.江汉平原核心区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核心出土地点高度集中于湖北江汉平原的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及其周边，这里不仅是石家河文化的政治、经济核心，也是其玉器生产和消费的中心。

a天门石家河遗址群：是石家河文化玉器最丰富、最重要的出土地。遗址群由四十余处地点构成，其中以下几处遗址尤为关键：

罗家柏岭：1955年在此发现了5件玉器，包括人面雕像和玉凤，首次揭示了石家河文化存在玉器。更重要的是，这里发现了玉料、半成品和加工工具（如石英砂砺石），明确表明此处是一处专业的玉器作坊遗址。这证明石家河文化已具备了独立、成熟的玉器生产能力，而非仅仅依靠外部输入。

肖家屋脊：1988－1989年的发掘是石家河玉器研究的里程碑。在74座瓮棺葬中，共出土玉器157件。这些玉器大多保存完好，工艺精湛，种类丰富，包括大量典型的神人头像、虎头、鹰、蝉、璜、管等。它们集中出土于少数瓮棺中，暗示玉器是社会上层专属的珍贵物品，用于重要的丧葬仪式。

谭家岭：2015年在9座瓮棺葬中，一次性出土玉器246件，其数量、质量、种类均超过了肖家屋脊。特别是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玉壁、玉璋等礼仪用器，以及更为精美的神人头像和动物造型。谭家岭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石家河玉器的内涵，将对其等级制度、精神信仰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遗址中心区域还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进一步印证了谭家岭作为石家河文化核心聚落乃至“都城”的性质。

b荆州枣林岗遗址：位于石家河遗址群东南方向。1991－1992年，在此发掘的46座瓮棺葬中出土了150余件玉器。其器形与肖家屋脊高度相似，如神人面、蝉、鹰等，但也有一些自身特点。枣林岗的发现证明了石家河玉器文化在核心区域内的统一性和广泛性。

c钟祥六合遗址：位于石家河遗址群北面。这里同样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石家河文化玉器，器形包括璜、环、坠饰等。六合遗址的发现，勾勒出石家河文化玉器核心分布区的北缘。

核心地区的玉器发现，共同描绘出一幅社会复杂化的图景。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社会上层垄断了玉料资源和高超技艺，在中心聚落进行集中生产，并将玉器作为彰显权力、身份和进行宗教活动的核心物质载体。

2.鄂西北、鄂东南及湘北地区

a鄂西北地区：在郧县青龙泉与大寺等遗址，发现了具有石家河文化因素的玉器或类似器形，但其数量、精美程度和组合的完整性均无法与核心区相比。这表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传统向西北方向有所传播和影响，但可能是一种次级的、间接的文化交流，或是本地模仿的产物。

b鄂东南地区与湘北地区：这些区域的相关考古发现相对零星，但仍可见到石家河式玉器的踪影。例如，在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玉龙、玉鹰等具有石家河风格的玉器。这些发现表明，石家河文化的玉文化因素沿长江向下游和向南都有所渗透，与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如屈家岭文化、后续的肖家屋脊文化）发生了互动与融合。

总体而言，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分布呈现出强烈的“中心—边缘”模式。以天门石家河遗址群为核心，其玉器文化向四周辐射，影响力随距离增加而递减，清晰地界定了石家河文化作为长江中游史前玉文化中心的地位。

二、器类性质、器形凤格与年代

1.器类性质：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功能属性非常明确，少实用器。其主要功能可归结为两点：

a宗教礼仪功能：玉器被看作是沟通天地、人神的中介。神人、鹰、虎、蝉等形象，很可能与部落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神灵崇拜以及巫师的通神活动密切相关。这些玉器是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使用的“法器”。

b社会等级标志功能：精美的玉器集中出土于少数高等级墓葬（尤其是瓮棺葬）中，表明拥有这些玉器的人是社会的上层贵族或祭司阶层。玉器成为权力、财富和特殊身份的象征，是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物质手段。

2.器形风格

石家河文化玉器形成了自身鲜明的艺术风格，其总体特征是器形小巧精致（多在数厘米见方），擅长平面片雕和透雕，并普遍运用减地阳纹技法来突出主题轮廓，线条流畅而富有张力。其主要器形可分为以下几类：

神人头像：这是石家河文化玉器最富代表性的器类。通常为片状侧面像，头戴浅冠或卷云纹高冠，方脸，梭形大眼，蒜头鼻，大耳戴环（图一），最为奇特的是口中伸出两对上下獠牙。这一神秘、威严的形象，被认为是兼具神性与人性的巫觋形象或是部落崇拜的祖先神、战神。谭家岭出土的神人头像，工艺达到极致，阳纹线条精准有力，堪称史前玉雕的典范（图二）。

动物形玉器：鹰（凤），多为展翅飞翔状，鹰首回顾，圆眼勾喙，翅膀以优美的弧线表现，尾部简化。鹰是通天的神鸟，可能与太阳崇拜有关，被认为是后世凤凰形象的重要源头之一。虎头（图三），造型威猛，采用写实与夸张结合的手法，突出双耳、圆眼和宽吻，形象生动，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可能是军事权力的象征。蝉（图四），数量最多，造型高度写实，双目突出，翅脉清晰。蝉因其生命周期地下蛰伏数年，破土羽化飞翔，被先民赋予了“死而复生”、“灵魂蜕变”的宗教含义，大量随葬显然与丧葬观念中的复活永生信仰相关。

礼仪饰玉：璜，数量较多，多为双首龙形璜或素璜，是重要的佩饰和礼器。笄、管、珠、坠，用于装饰发髻、项链等，是身份和审美的体现。璧、璋，在谭家岭有较多发现，此前较少见。这些器形与中原玉礼器系统相似，表明石家河文化晚期可能受到了中原礼制文化的影响。

3.分期与年代

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考古证据明确显示，玉器的制作和使用主要繁盛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绝对年代约为距今4200－3850年。这一时期，石家河文化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达到顶峰，大型城址、祭祀遗迹、专业分工（如制玉）都表明一个早期国家形态正在形成。玉器作为最顶级的精神产品和权力象征，在这一阶段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而到了文化末期，玉器生产突然衰落，可能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大规模南下、文化格局的剧变有关。

三、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工艺特征

石家河文化玉器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史前玉器艺术的巅峰之一，不仅在于其独特的精神内涵，更在于其登峰造极的治玉工艺。其工艺技术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加工的最高水平之一，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高度的专业化特征。

首先，减地阳纹技法的运用是石家河玉器最核心、最突出的工艺标志。工匠并非在玉器表面阴刻线条，而是精心地将纹饰周围的地子（底子）磨低，使主体纹饰（如神人的冠帽、面庞、獠牙）以浅浮雕的形式凸起于器表。这种工艺难度极高，要求匠人对玉料特性有深刻理解，并具备精准的掌控能力，最终使纹饰轮廓清晰、立体感强，富有视觉张力。在谭家岭和肖家屋脊出土的神人头像、玉鹰上，这种技法运用得淋漓尽致，线条流畅圆润，细节表现精准（图五）。

其次，片雕与透雕技术极为发达。石家河玉器绝大多数为扁平片状，厚度均匀，表明其已熟练掌握片切割技术，可能使用硬砂（如石英砂）加水的线锯或片锯进行精准的切割开料。同时，对于玉鹰展翅、龙形环等复杂造型，则广泛运用透雕（镂空）技术，先在玉片上钻出小孔，再用线锯穿过进行锼锯，形成灵动的镂空效果，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和艺术表现力（图六）。

此外，其工艺的精细还体现在抛光技术上。石家河玉器表面大多光洁温润，达到了类似玻璃的光泽（玻璃光），显示出经过极其细致的打磨抛光（图四）。钻孔技术也很成熟，管钻与桯钻并用，孔壁规整。罗家柏岭遗址发现的玉料、半成品及加工工具，确证了石家河文化已存在独立的专业化工坊，匠人们世代相传，将这套成熟的治玉工艺体系发挥到极致，从而创造了这批鬼斧神工的艺术瑰宝。

四、石家河文化玉器与同时期文化玉器的关系

石家河文化玉器并非在真空中产生，它身处中国史前“玉器时代”的大背景下，与周边

诸多璀璨的玉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中华玉文化的多元底色。

1.石家河文化玉器与龙山文化玉器的关系

石家河文化与龙山文化大致同时并存，分属长江中游和黄河中下游两大文化体系，既有显著差异，又在晚期发生了明显的文化渗透与融合，呈现出“异源并行，晚期趋同”的复杂态势。

a文化渊源不同：

石家河文化玉器直接继承自屈家岭文化，并深深植根于长江中游自身的文化谱系。其独特的玉雕风格（如神人头像、写实动物）可能远溯至更早的凌家滩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强烈的长江流域本土特色。

龙山文化玉器（特指山东龙山文化）则主要继承自大汶口文化的玉器传统，并在其基础上发展。海岱地区（山东及周边）的玉文化有其独立的起源和发展路径。

b艺术主题与风格迥异：

石家河玉器以“神崇拜”为核心主题，艺术风格写实与神秘并存。最具代表性的是神人头像（戴冠、吐獠牙）、鹰鸟、虎头、蝉等充满原始宗教气息的小型片雕作品。其技艺精髓在于减地阳纹和透雕，追求形象的生动与张力。

龙山文化玉器以“礼制化”为核心倾向，艺术风格抽象、庄重、规整。其代表性玉器是牙璋（图七）、牙璧（图八）、多孔刀、玉圭、（图九）玉琮、玉饰（受良渚影响但风格简化）等大型礼仪玉器。这些器形规整、对称，更强调权力的威严和仪轨的规范，纹饰相对简单，常见阴线刻划。在各自的主体阶段，石家河玉器与典型龙山玉器（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分属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系统（图一O）。

c互动与交融:

晚期的文化趋同。尽管渊源不同，但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随着区域间交流的加剧，两大玉文化系统发生了深刻的互动。

石家河文化对龙山文化的影响，由南向北的传播。在中原龙山文化（如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王湾三期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明显的石家河文化玉器因素。最典型的例子是玉鹰（凤鸟）和玉蝉。这些器形在造型和工艺上与石家河风格高度相似，被认为是石家河文化向北辐射、传播的结果。这表明石家河文化的宗教观念和艺术成就对中原地区产生了吸引力。

龙山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影响，由北向南的渗透。这是关系中最关键的一面。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特别是谭家岭遗址的最新发现中，出现了此前罕见的玉器类型，如玉璧和牙璋。

牙璋是一种典型的、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可能是山东龙山或中原龙山）的礼仪重器，是王权和等级制度的象征。它在石家河文化核心区的出现，强烈暗示了龙山文化礼制系统的南下影响。

这一现象与考古学上观察到的“龙山时代”大背景吻合，即来自黄河中游的王湾三期文化大举南下，深刻影响了江汉地区，导致了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和转型。玉器作为最高等级的礼器，其器类的变化正是这场重大文化变革的缩影。

并行与差异,在大部分时间里，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并行辉煌的两种玉文化模式，代表了长江流域“神权主导”与黄河流域“王权与军权结合”的两种文明化路径。

交融与替代,到了龙山时代晚期，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张，两种文化发生碰撞。石家河文化的玉器风格（如鹰、蝉）向北传播并融入中原玉器系统；而龙山文化的礼制核心器（如璋）则向南渗透，并最终在石家河文化衰落后，成为后续青铜时代（如二里头文化）广域王权国家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石家河文化与龙山文化玉器的关系，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生动体现：先是多元并立，后在剧烈的文化互动中，中原龙山系统的礼制规范显示出强大的整合力，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礼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与凌家滩文化玉器的关系

安徽凌家滩文化（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年代早于石家河文化，被认为是史前玉文化的重要启蒙中心之一。凌家滩玉器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写实与抽象并重的人、猪、鹰、龙等动物造型，尤其是玉人、玉鹰猪合体器等，在创作理念和题材选择上，与石家河文化玉器有着惊人的神似。有学者认为，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传统，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发展了凌家滩文化的玉雕基因。凌家滩文化衰落后，其玉文化因素可能沿江西传，在石家河文化中找到了新的土壤并发扬光大（图一一）。

3.与良渚文化玉器的关系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位于长江下游，年代略早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鼎盛期。两者特质鲜明，良渚玉器以琮（图一二）、璧、钺（图一三）、锥形器等大型、规整的礼仪重器为特征，纹饰以精细繁缛的“神人兽面纹”为代表，体现了一种高度制度化、规范化的神权礼制。而石家河玉器则以小型、生动的神人兽面雕像（图一四）和动物造型为主，更具写实性和动态感。尽管风格迥异，但石家河玉器上高超的减地阳纹、透雕工艺，很可能间接吸收或受到了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玉雕技术的影响。此外，玉蝉等个别器形在两文化中均有出现，暗示了长江流域文化底层可能存在某些共同的观念交流。

4.与陶寺文化玉器的关系

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1900年）被认为是“尧都平阳”所在，是中原龙山文化的杰出代表。陶寺玉器以玉琮（图一五）、玉璧（图一六）、玉钺（图一七）、V形大厨刀等为代表，其礼器系统与良渚有更多关联，且更强调军事权力（钺）和世俗权力（厨刀）。石家河文化与陶寺文化大致同时，且存在交流。例如，陶寺遗址中发现有类似石家河文化的玉鹰、玉蝉，而石家河晚期出现的璧、璋等，又可能受到中原礼制的影响。两者的互动，反映了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两大文明中心之间复杂的文化碰撞与融合过程。

5.与石卯文化玉器的关系               

石峁文化约公元前2300年—前1800年，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今陕西神木市），属于龙山晚期至夏早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史前石城遗址，可能是黄帝集团或鬼方的遗存，与陶寺文化、齐家文化有互动。玉器以大型礼仪玉器刀、圭、璋为主，多见改制现象，风格粗犷（图一八）。

石家河玉器与石卯玉器的共同点是都具有礼仪功能，两者玉器均与祭祀、权力象征相关，体现社会复杂化程度。制作技术均掌握切割、钻孔、抛光技术。部分器形相似，如玉璜、玉璧等中原礼玉系统元素在两文化中均有出现，反映龙山时代礼制观念的扩散。

两者差异在器形上表现出石家河玉器为人首佩、虎头佩、蝉形佩、凤形环等动物形饰件；石卯是玉刀、玉璋、玉圭、牙璋等大型礼仪兵器。石家河玉器工艺风格细腻，体现在阴刻、透雕、浮雕，注重神人兽面细节。石卯多素面无纹，强调形体厚重，常见改制痕迹。

石家河与石峁玉器代表了中国史前南北两大文明中心的差异。石家河以精雕细琢的动物图腾玉器展现神秘主义信仰；石峁则以恢弘的礼仪玉器凸显王权与军事联盟的威严。两者虽共享龙山时代礼制背景，但地域特色鲜明，其间接互动反映了新石器晚期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初步形成。

6.与红山文化玉器的关系

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前2900年）年代早于石家河文化，是中国最早形成玉文化体系的地区之一。红山文化玉器以“C”形龙（图一九）、猪龙（图二o）、勾云形佩、斜口箍形器（图二一）、连体璧（图二二）等为代表，风格抽象、神秘、质朴。虽然时空远隔，但石家河文化与红山文化在玉器的核心功能—服务于原始宗教和通天祭祀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两者都将玉视为通神的媒介，塑造出代表部落信仰的核心玉器形象（红山的龙、猪龙，石家河的神人、鹰虎）。这体现了中国史前不同区域文化在“神权”社会阶段共同的精神追求。

四、小结

石家河文化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玉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植根于江汉平原丰厚的稻作文明基础之上，在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催化下，绽放出独特的光彩。它以小巧精绝的片雕艺术、充满神秘色彩的神人兽面主题及服务于宗教权威的社会功能，确立了其在中华玉文化谱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石家河文化玉器并非孤立的创造。它既可能承袭了凌家滩文化的玉雕传统，又以其精湛工艺回应了良渚文化的技术高度，同时还与中原的陶寺文化、石卯文化以及远方的红山文化共享着某些精神内核。它生动地证明了，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前夜，各区域文明并非孤立发展，而是通过密切的交流、借鉴与碰撞，不断融合创新。石家河文化玉器，正是这种“多元一体”宏大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谭家岭等重大发现所带来的新材料，我们对石家河文化玉器的认识必将愈发深刻。对其玉料来源、制作工艺、纹饰演变及其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具体作用的持续探索，将继续为解读长江中游文明化道路提供关键的钥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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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陈祖坤

编辑：储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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