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喜欢收藏》——王红星
作者：王红星
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
湖北省收藏家协会特聘专家
我们为什么喜欢收藏
我对收藏的认知，如树纹般在岁月里层层生长 —— 童年时滚玻璃珠、拍撇撇、抢传单的欢愉，让我初尝占有欲被满足的纯粹快乐；成年后对收藏家由远及近的了解，逐渐接纳了收藏的真义；而真正体悟到对收藏热爱与理念的重量，则是在前几年观摩一位富豪的藏品之后。
我的童年满是阳光与嬉闹，课业之外的时光，都耗在滚玻璃珠、拍烟盒撇撇和抢传单上。那些用智慧赢来的彩色玻璃珠、烟盒折成的菱形撇撇，还有抢来的五颜六色的毛主席语录传单，都被我们小心翼翼地收进铁皮盒 —— 那是属于孩童的宝藏，每一件都闪着胜利的微光。小伙伴们总爱聚在晒谷场的老石碾旁，像是举行秘密集会般敞开各自的“藏宝匣”。铁皮盒一打开，我们假装漫不经心地翻看，眼睛却像鹰隼般敏捷地扫过对方的藏品，心里暗暗较劲下次一定要赢回更多。
那时谁也不懂“收藏”二字的深意，只知道把最宝贝的东西藏在床底的木箱里，每晚睡前必得摸一摸，指尖抚过冰凉的玻璃珠与糙纸传单，心头便涌起满满的富足感，仿佛拥有了全世界。如果说这种收藏只是源于本能的占有欲，那么后来对收藏的认知深化，则是在书本里的哲思与收藏家的言行中耳濡目染，慢慢沉淀而成的。那些藏在铁皮盒里的光阴，不仅盛着童年的欢愉，更悄悄埋下了对“收藏”二字最初的理解。
上大学时，我在图书馆翻找文物相关资料，第一次撞见“卢芹斋”这个名字，指尖刚停在《中国文物外流史》里“昭陵六骏” 的黑白插图上，心里就沉了沉 —— 这位浙江湖州人，曾在法国、美国等地辗转旅居，标签是“二十世纪初国际著名文物贩子”。尤其读到他将“飒露紫”、“拳毛騧”，这两件中国艺术史上的瑰宝，贩卖至国外时，惋惜像细针似的扎着心，连带着对这个名字都多了几分抵触，总觉得他手里的“古董商”招牌，沾着文物外流的遗憾。
后来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宽，学术期刊里关于卢芹斋的研究渐渐多了，我才慢慢剥开最初的刻板印象，看见标签背后更复杂的轮廓。当读到他打破西方对中国文物的猎奇式收藏时，我握着笔的手顿了顿 ，原来他不是只懂 “卖货”，而是刻意将文物从 “待价而沽的商品” ，拉回到 “值得深研的学术对象”，还首创了“文物 + 场景复原” 的布展模式。想象着那些原本孤零零摆在玻璃柜里的青铜器、瓷器，忽然被放回仿古建筑的案几上、庭院中，瞬间能让人读懂它们原本的文化语境，我心里的抵触悄悄松了些：原来他是想让西方看见文物背后的 “中国逻辑”，而非只当它们是异域的“古玩摆件”。
再往后，了解到他的客户名单里排着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些世界级博物馆机构，甚至用分期销售、信托基金的金融手段，把洛克菲勒、摩根这样的资本巨头，拉进中国文物领域时，我彻底改观了。原来他早早就想明白了，要让中国文物在国际上站稳脚，光靠“讲故事”不够，还得有“硬支撑”，让这些宝贝从“小众藏品”，变成“国际保值资产”，才能真正避免被随意丢弃、损毁的命运。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古董商”三个字不够形容他，用中国文物“摆渡人”来界定他，恐怕更贴切。
直到翻到他出版的那些文物图录，连器物上的纹饰、铭文都标注得清清楚楚，甚至附上了与同时期考古发现的对比分析，我才真正懂了他的用心。那些图录哪里只是“商品说明书”？分明是为中国考古学与艺术史搭起的桥梁，既记录了文物的“模样”，留住了它们的“身世”，更凸显了其“价值”。原来我最初只盯着“文物贩子”的标签，却没看见他藏在生意背后的学术初心 —— 他想做的，从来不止是“卖文物”，更是让世界真正“懂中国文物”。
1989 年，我揣着对考古成果落地的郑重心绪，赴北京文物出版社推进《包山楚墓》考古报告的出版工作。当得知负责这份报告编辑的楼宇栋先生，是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的女婿时，我心头满是意外与欣喜。要知道，张先生在收藏界的名号，早就在我这个搞考古的人心里扎了根，能与他的家人相识，实在是意料之外的缘分。
后来，楼宇栋先生邀我去家中做客，有幸亲眼目睹潘素女士作画，又从楼先生口中得知，张伯驹先生为求得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这两件旷世巨迹，竟不惜变卖家产，甚至坦言 “就算付出生命也值得” 时，我攥着茶杯的手不自觉收紧 —— 那哪里是寻常收藏，分明是用性命守护国宝的赤诚执念啊！
更让我动容的是，建国后，张伯驹先生毫不犹豫地将毕生藏品尽数捐给国家：晋代陆机《平复帖》，被誉为 “天下第一帖”，据称一字值千万金；《游春图》正是他当年以 70 两黄金购得的珍品；范仲淹手卷《道服赞》，亦是他以 110 两黄金从北京琉璃厂古玩商手中求得的瑰宝。这些稀世珍宝，如今更成了故宫的镇馆之宝
如许故事，让我听得眼眶微微发热：这般舍私为公的赤诚，这般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当得上“爱国收藏家”尊荣，终将在史册中留下千古美名。
记得那段埋首楚漆器研究的日子，因着楼宇栋先生而有幸结识了大收藏家王世襄先生。他常骑着辆擦得锃亮的旧“二八大杠”自行车，车铃叮当，穿过多条胡同，稳稳停在文物出版社门口。每次他掀开门帘进来，袖口还沾着巷口的凉意，眼底却先亮了起来，一攥住我的手就问：“小王，上次跟你聊的那只包山漆奁，我回去琢磨了半宿，还是想再问你 —— 那奁胎是不是革制的？还有那上面连环画的彩漆，是不是用矿物颜料调的？调的时候是不是还得看季节？”
起初我总有些讶异：这般在收藏界举足轻重的大家，竟会为了几句工艺细节，顶着日头、裹着寒风，一次次骑着自行车赶来。可瞧见他俯身翻我笔记时，指尖轻轻点着“革胎”二字，眉头微蹙似在细究技法，我便忍不住把自己摸索出的窍门全讲了出来。他从没有名家的架子，有时听我讲得兴起，还会从布包里掏出块刚收来的漆片，递到我面前说：“你看这包浆，是不是能印证你说的‘阴干三月’？”一来二去，那自行车的叮当声成了常事，我们也渐渐抛开了年龄与身份的隔阂。他聊起年轻时为收一件漆器跑遍半个中国的趣事，眼里闪着少年般的热忱；我也敢把研究中遇到的困惑直言相告，听他用大白话拆解难题。后来回想，那些关于楚漆器的问答，早已成了一座桥 —— 让两个同样痴迷古工艺的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连胡同里的风，仿佛都带着几分漆料的清香气。
交谈间我了解到，他突破传统收藏“重书画瓷器、轻日用器物”的桎梏，将目光聚焦于明清家具、漆器、竹刻、鸽哨、蟋蟀罐、葫芦器等“民间杂项”，把这些曾被视作“玩物”的器物，提升至“文化遗产”的价值高度。这一实践不仅印证了器物中蕴含的工艺美学与生活智慧，更填补了中国文物收藏与研究领域的重要空白。
他秉持“由玩入学、由学入藏”的路径，著成《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竹刻艺术》等经典著作，首次为明式家具、古代漆器、竹刻等领域构建起系统的学术框架 —— 从器物形制、工艺技法到文化内涵，全面实现“收藏”与“研究”的深度融合，为这些学科的现代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提出“玩物丧志，有志者玩物养志”的观点，着重强调收藏的核心在于对文化的热爱与传承，而非功利性的财富囤积。其收藏实践始终以“保护、研究、传播”为核心目标，引领收藏界实现从“藏物”到“藏文化”的理念转变，树立起“学者型收藏”的标杆典范。
晚年时，他将毕生珍藏的 79 件明清家具（含“天下第一案”铁力木翘头案）、200 余件漆器与竹刻等文物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机构。这一举措让珍贵文物突破私人收藏的局限，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财富，生动彰显出 “藏之于民、传之于众”的博大收藏胸怀。
若说我的收藏理念，最初源于对那些知名藏家的粗浅认知，那么真正让我领悟到收藏热爱与正确理念之重要性的，是前几年发生的一件令我深感震惊的事。
2012 年深秋的午后，手机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屏幕上跳动的名字让我心头一暖，是好友、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黔滨。他的声音出乎意料之外的带着罕见的沉重：“一位贵州籍富豪车祸去世，家属想把毕生收藏捐出来建博物馆，条件是用他的名字命名。”话音刚落，我握着听筒的手指不自觉收紧，文物捐赠背后往往藏着太多复杂的故事。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李黔滨的语气突然急促起来，“当地政府既重视又顾虑，你也知道北京史树清先生那五把越王勾践剑与杨伯达鉴定汉代金镂玉衣的前车之鉴...” 我瞬间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近年来文物鉴定领域的闹剧层出不穷，稍有不慎就可能让地方政府陷入尴尬境地。“所以想请你和云南的马文斗几位敢说真话的专家，来北京做个异地鉴定。”这句话像块烙铁，烫得我既感到责任重大，又隐隐升起不安 ——“异地鉴定”四个字本身就透着非同寻常的意味。
一周后，我和马文斗等几位专家如约抵京。车子驶过繁华的城区，最终停在郊区一座不起眼的仓库前。看着铁门缓缓开启时扬起的尘土，我下意识整理了下衣服领口，身旁的马文斗已默默戴上了白手套，这位从事鉴定工作三十年的老专家，指尖的关节因常年握放大镜而微微变形。
仓库内的景象却让我们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原本期待的恒温恒湿环境荡然无存，数万件“文物”杂乱堆放木架上，连最基本的防震泡沫都没使用。我的目光扫过货架，突然像被钉住一般 —— 那对“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分明是我任馆长时，特意嘱咐市场部找景德镇非遗传承人黄云鹏定制的文创产品，瓶身上王羲之爱兰的纹饰线条僵硬，完全没有真品苏麻离青料那种入胎三分的晕散感。
“这... 这是梁庄王墓的青花瑶台赏月瓷锺？”马文斗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我循声望去，那件所谓的“文物”釉色惨白，根本没有官窑特有的玉质感，更别说原作中侍女衣袖上那若隐若现的祥云纹了。冷汗顺着我的脊梁骨往下淌，作为亲手策划过这些文创开发的人，我比谁都清楚它们的底细 —— 那是为配合将博物馆记忆带回家教育活动制作的仿品。
接下来的鉴定如同一场酷刑。我们按规程分成两组“背对背鉴评”，但每一次眼神交汇都看到彼此眼中的失望。马文斗用强光手电照射一件“民国瓷盘”，釉面反射的冷光刺痛了我的眼睛：“连做旧的茶渍都是化学染料，一擦就掉。”最终清点清单上的数字触目惊心 —— 在数万件藏品中，民国及以后的物件占了绝大多数，而其中能达到真品标准的，竟只占 5% 左右。
马文斗悄悄跟我说：“玩收藏哪能这么冒失？你自己得先摸进门道呀！就算一时不懂，也得找个行家帮着掌掌眼，别到时候花了冤枉钱还落个空！” 他说这话时，眼神里藏着几分着急。
他当然说得在理！然而，当投资增值沦为收藏的唯一目的，便极易催生失控的囤积欲；而“下一件永远更好”的执念，又会编织出恶性循环 —— 无休止的追寻与消费随之而来，甚至悄然侵蚀正常生活与心理健康。
在我所知的收藏大家中，无一不怀揣着对收藏的赤诚热爱，且深谙其真谛：它既能满足人类搜寻与占有的古老本能；亦能提供掌控感、身份认同与情感慰藉；既创造了归属感，亦能附带地位与财富的增益；既是对时间的抗衡，亦是保存记忆、延续自我的重要途径。
收藏，是人类文明长河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致 —— 从远古先民将贝壳、石器悉心留存，到今人对书画、古玩与老物件的珍视，这一行为纵跨千年，始终未曾褪色。探究人们对收藏的热忱，本质是解码人性深处的需求与精神向往；而明晰正确的收藏理念，方能让收藏真正成为滋养心灵、传承文化的载体，而非功利的附庸。
我们钟情收藏，首先源于对情感记忆的珍视与留存。物件从非冰冷的器物，而是特定时空里温度与故事的载体：有人收藏童年的铁皮玩具，只因玩具上还凝着夏日午后外婆摇扇的清凉；有人珍藏父母年轻时的书信，因字迹间藏着父辈爱情的质朴与炽热；有人收纳老相机，因镜头曾定格家人团聚的欢笑、朋友离别的不舍。这些藏品恰似 “时光胶囊”，指尖触碰时，过往的情感便有了具象依托，零散的记忆也串联成完整的生命叙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人们常陷入 “只顾向前却忘了为何出发” 的迷茫，而收藏的物件正是锚点，让我们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柔软与过往的珍贵。
其次，收藏是审美追求与精神共鸣的表达。面对一幅精美的书画、一方温润的玉器、一座设计精巧的老钟表，人们总会被其中的艺术美感、匠心技艺打动——这份触动，本质是审美趣味的契合、精神世界的共振。收藏齐白石的虾，赏的不只是笔墨技巧，更是画家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细腻体察；收藏宋代瓷器，品的不只是釉色莹润，更是古人“格物致知”的哲学思考与简约雅致的生活美学。通过收藏，人们将自己认同的美与精神价值悄然“安放”于身边，让这些美好时刻伴随日常，不断滋养审美素养、提升精神境界。这种收藏无关物质价值高低，而是一场与创作者、与历史的深度精神对话。
再者，收藏承载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许多藏品本就是历史的“活化石”，亦是文化脉络中不可或缺的节点：收藏古籍善本，是守护文字记载的文明智慧，避免珍贵文献在时光流转中湮灭；收藏传统手工艺品，是留住濒临失传的非遗技艺，不让老手艺的匠心断代；收藏革命文物，是铭记历史的峥嵘岁月，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对这类收藏者而言，收藏早已超越个人兴趣，成为一种文化担当。他们深知，藏品不是私人的 “战利品”，而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自己不过是 “暂时的守护者”。正是这份责任感，让收藏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让文化在代代相传中焕发新生。
此外，收藏还能满足自我认同与社交联结的需求。借由收藏特定领域的物件，人们总能寻得志同道合的“同好”，凝聚成独特的社交圈层：集邮者在沙龙里交流心得，潮玩爱好者在展览中分享热爱，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社交，让人们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时，长期收藏过程中，人们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辨别能力，逐渐成为某一领域的“行家”—— 这份自我价值的实现，又进一步深化了对收藏的热爱。
可是，随着收藏热度攀升，许多人陷入了功利化、盲目化的误区：有人将收藏等同于“投资牟利”，眼中只有藏品的市场标价，却无视其背后的文化价值；有人盲目跟风，他人收藏古玩便跟风购入，他人追捧潮玩便跟风抢购，对藏品本身却一无所知；有人为求 “稀有” 不惜购买赝品，最终不仅蒙受经济损失，更弄丢了收藏的初心。这些误区让收藏偏离精神追求的本质，沦为物质欲望的奴隶。真正正确的收藏理念，首先应是“去功利化”的，以热爱为起点。收藏的核心价值，在于带来精神的愉悦与心灵的充实，而非金钱回报。若将“牟利”奉为唯一目的，收藏便会褪去本该有的温度 —— 当一件藏品只被视作“能升值的商品”，它承载的情感与文化便会被忽略，收藏过程也沦为焦虑的“投机游戏”。唯有以热爱为驱动，才能在收藏中享受探索的乐趣、欣赏的美好，即便藏品价值不高，也能收获内心的满足。
其次，正确的收藏理念应是“理性认知” 的，以专业为支撑。收藏从非“凭感觉”的盲动，而需以扎实的专业知识为根基。无论收藏书画还是古玩，都要学习相关历史背景、工艺特点、辨别方法，了解市场规律与行业规范。唯有具备理性认知，才能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辨别藏品真伪与价值，不陷入“买赝品”“被炒作”的陷阱。同时，理性收藏也意味着“量力而行”—— 根据自身经济实力与精力选择藏品，不盲目追求“高端”“稀有”，让收藏成为生活的调剂，而非负担。
最后，正确的收藏理念应是“有责任”的，以传承为归宿。真正的收藏者，从不只是藏品的“拥有者”，更是“守护者”与“传承者”。对有文化价值的藏品，要懂得妥善保护，避免因保存不当造成损坏。更要思考藏品的“未来”—— 当自己不再拥有它们时，如何让其继续发挥文化价值？是捐赠给博物馆，让更多人领略文化魅力，还是传给下一代，让他们接续守护这份文化遗产？这种以传承为归宿的收藏，才能让藏品的价值超越个人，成为人类文明长河中不朽的财富。
总之，我们钟情收藏，正因它能留存情感、滋养审美、传承文化，是人性中对美好与永恒的本能追寻。而正确的收藏理念，正是让这份追求不偏离初心、不迷失方向的保障。唯有以热爱为初心、以理性为支撑、以传承为责任，收藏才能真正成为照亮精神世界的光 —— 为个人带来心灵的充实，为文化注入持久的活力。
王红星，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鉴定专家。国家考古领队，曾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湖北省艺术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武汉大学科技考古中心学术委员，长江大学楚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早年参与发掘了随州曾侯乙墓，主持发掘了荆门包山楚墓、枣阳九连墩楚墓等重要遗址。在担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期间，主持了湖北省多项考古项目，主编出版了多部考古及鉴赏类专著图录。
现湖北省收藏家协会特聘专家。
审核：陈祖坤
排版：储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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